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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金铜佛像与汉藏文化融会

更新时间:2021-01-25

  (13)《明史》列国传九。中华书局,1980

  宗教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形式的宗教艺术,都是与其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背景周密关系的。永乐造像亦不例外。这种造像的汉藏交融风格和流金溢彩身价,就是成祖借重藏传佛教,感召藏区僧众,增强藏民对大明王朝的国家认同,进而实现其安疆固土目的的治本之作。

  (20)《中国通史》第九卷,第204页,王毓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藏传佛教造像、汉传佛教造像以及汉藏融合作风的佛教造像,独特构成了具备中国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在接受犍陀罗跟印度佛教造像风格基本上发展起来的独具一格的中国佛教造像,是佛教演变的精力载体,是人类智慧的文明遗存,更是汉藏历史交融的艺术结晶。

  均衡汉藏佛教关系。藏传佛教虽然明初在汉地还有较大影响,但汉传佛教无论在宫廷、民间仍占主导位置。在这种情形下,成祖不仅要安抚藏传佛教,还要关照汉传佛教,不使朝廷的礼佛政策失衡,避免因借重藏传佛教而引起汉传佛教的不满。永乐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就是兼融两者的最好实证。此外,成祖还于永乐十七年(1419)御制佛曲,钦颁大报复寺乐奏,其他佛寺皆趋而奏之。⒃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为《法华经》作序,之后又亲撰《僧人传》,建立僧人救世恤民形象。道衍攻打程朱理学的专著《道餘录》虽为儒家所不齿,但在成祖的恩准下亦大行其畅,成为时盛行之述。永乐初年,上书道衍“诋讪先儒”的朱季友,竟因此罹祸。⒄被人誉为华夏第钟的永乐大钟(北京大钟寺),重达46.5吨,内壁铸汉文23万余字,内容多与佛事有关。诸如此类举动,逐渐消除了成祖“靖难之变”的阴影,淡化了他残酷屠杀建文遗臣的暴行,成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皇帝。

  纵观我国近两千年的佛教造像史,永乐宫廷造像所存在的标程百代的地位是无以替换的。其时,在隶属于“御用监”的“佛作”中,技巧精深的工匠在官吏的监督下,依据宫廷要求和藏传佛教定型的造像模式,融入内地传统的审美情趣、表示手法和工艺特点,按照严厉的量度和仪轨同制造佛像。因为选材用料讲求,制作尺度精巧,600多年来永乐造像以韵味精美曼妙、仪态华丽端庄而独步中外;以造型匠心别具、风格兼容汉藏而冠绝古今。时至今日,美仑美奂的永乐宫廷金铜佛像,仍然让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僧俗信众为之倾倒。

  为了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主要纽带,元朝皇室在西藏归顺元廷前后,就特别支持藏区势力最强的萨迦派发展。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更尊奉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加封其为帝师、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在元朝中央的推动下,喇嘛教在藏、蒙跟汉族地区加快传播,其布法之广,教徒之众,影响之大,一度臻于极盛。鉴于喇嘛教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影响力,明初诸帝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⑴的“怀柔远夷”策略,岂但不中断喇嘛教与内地的联系,而且持续沿袭元朝的政策,给喇嘛教以优渥礼遇。通过“仰僧善道”,“化愚俗,弭边患”,⑵踊跃凝聚藏传佛教僧众对明朝皇权的向心力,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的上层建造和社会基本,防止西藏上层因中央政府改朝换代而裂土自重,脱离大明一统。明廷的治藏政策,从基础准则到详细方法,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制定和履行的。在这种时期背景下,永乐造像艺术独特风格的浮现,便成为历史的一定。

  朱棣崇佛并非信佛的另一个重要用意,是借助佛教的光环,为其篡嗣夺位制作“君权神授”、“适应天意”的舆论,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强化皇权政治,实现其“世间共主”的宏图大略。

  藏族民众全民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首领在藏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威望,争取藏区宗教上层人士为明中心政府所统辖,是治理西藏的基本途径。据此,明破国伊始即遣使入藏,告谕各个部族教派,明朝已经建国,并招谕元朝旧封官员入朝受职。⑶洪武六年(1373),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入朝,被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60人悉数封授。次年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又被尊为帝师。⑷这几次重要封授,为喇嘛教吸收明朝的管治奠定了基础。

  永乐金铜佛像蕴含的历史信息,让人想到四川成都武侯祠的那幅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寻思”。当年毛泽东曾把这幅名联推荐给到成都军区任职的刘兴元将军,足见一代伟人对审时度势的非常重视。今天用这幅名联分析成祖治藏方略的成功所在,审时度势是为至要。

  检索600多年来的史典论述,总的说来,诸家对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是给予断定的。有明一代的近300年间,基础保持了太祖、成祖时期治藏政策的连续性,西藏社会相对稳定,农牧出产日益发展,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畸形的从属关系。这个局面使明王朝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力量讨伐蒙古,稳定社会,恢复经济,重建皇权,也使国家在四五十年内根本实现了由乱到治的目的。

  为汉藏交融历史研究供应什物和图像的李巍先生,是佛教造像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他让咱们看到,收藏文物是在为民族为国度收藏历史、珍藏文化、收藏生生不息的中华根脉。文物诚然是历史的见证,但文物不等同于历史。不同时期的文物,必定打有那个时代世间酸甜苦辣、民族强弱荣辱、国家兴衰成败的烙印。虔诚地收藏、鉴定与解读文物,是对中华民族辉煌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观照与敬畏。只有把藏品变为展品,让文物传承文化,文物的历史价值才华展现出来,正版六合开奖;文物才能穿梭历史隧道,从新绽开出异彩纷呈!

  (4)《中国通史》第九卷,第379页,王毓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注  释:

  屈全绳

  (8)《明太祖实录》卷九五。

  (5)《佛教史》第512页,杜继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民族。永宣金铜佛像汉藏交融风格所蕴含的汉风藏韵和汉魂藏脉启示我们,文物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物证,而文化交融则是民族交融的先导。这是人类文化史的一条奇特法令。文化交融的实质是思维的交融,精神的交融,是生存观点、生产观念、生活观念和生育观点的交融,因而是优势互补的交融,堪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历史的教训和教训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中筑牢基础,把定方向,扬长补短,才干使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不断丰富,与时俱进,不为人制。

  积厚流光、博大高深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融入了五十六个民族的精良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研究民族文化交融史,不仅要尊敬各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更要展示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性与共融性。让全体中国人清楚,以中华民族为中国的唯一民族认同,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国独一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能力有久长的生命力。如果我们不首先确立一个包含所有民族在内的国家认同,不首先确立一个包括所有民族优秀文化在内的文化认同,片面地强调各个民族各自的民族认同,甚至罔顾史实的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否认各民族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交融,那么所有片面构建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尽力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股离心气力。放眼寰球,这种教训酿成的悲剧,经常会在我们的视线中闪现。

  (18)《中国通史》第九卷,第338页,王毓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1)《中国通史》第九卷,第204页,王毓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民族文化融会史的研讨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它既是回归历史切实的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学术工程,更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集力、生命力的固本工程。因为历史与事实都已昭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象征、是决定一个国家生去世存亡、兴衰成败的主要因素。

  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教更为重视,在改变独尊萨加派旧制的同时,对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政教首脑均于敕封,共尊厚待,始终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喇嘛的直接联系,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制度安排和统治秩序。其重要政策举措是:

  (15)《佛教史》,杜继文主编。中国社会迷信出版社,1991

  (19)《明实录》卷四十八

  (17)《中国通史》第九卷,第1060页,王毓铨主编。上海公民出版社,1999

  (1)《元史》二百零二,列传八九“释老”。中华书局,1980

  (10)《中国通史》第九卷,第381页,王毓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成祖的策略,使“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益寡”。⑿藏区各地上层僧侣和俗官,辅助朝廷抚化部族,劝善属民,社会秩序稳固,民族关联融洽,保障了西北、西南边疆的保险和坚固。定期朝贡与回赐的政策导向,还造成了藏区上层尊重明朝中央政府的局势,增进了藏汉两地经济文化交换,加强了明朝政府对西藏处所的监督和管控。据《明实录》记载,对来往于内地的喇嘛,只有不参与政务运动,不传布淫晦之术,朝廷允许他们随意游历内地名山佛刹,驻锡安禅,授徒传教。良多藏僧久居内地弘法译经,有的甚至树立起本人的寺院道场。

  (2)《明史》三百三十一,列传二百一十九“西域”。中华书局,1980

  重用有功僧人性衍。朱棣在“靖难之变”中以“清君侧”起兵,以“夺皇位”停止,本来有悖“四维”,却假道衍之名,以佛助其成为幌子狡兔三窟。僧人道衍是发动“靖难之变”的胁从,成祖即位后,复其姚姓,赐名广孝,使之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⒂皇帝的偏爱使道衍和尚成为当朝第一高僧,天下僧人莫不仰慕,朱棣亦被视为崇佛好僧之帝。

  汉藏佛教文化交融源远流长,自元朝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版图,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日趋深入。永乐时期的宫廷佛教造像,在持续元廷造像风格的基础上,从汉藏信众共同接收的艺术形象着眼,把各美其美的汉藏造像元素有机融合,铸成了美美与共、汉藏交融的永乐金铜佛像。解读这一艺术珍宝蕴含的历史信息,既有助于懂得汉藏佛教交融的历史起因,更有助于认清汉藏民族和谐的历史必然。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虽几经兴废,仍在变革中发展。在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甚至生涯风气的同时,佛教造像也逐步淡化梵像风貌,展示出本土造像的韵味,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汲纳与包容。

  “从封多建”、“厚赏羁縻”,使藏青甘川的地方权贵和僧侣集团受益匪浅,倾心内附的愿望更为强烈,成祖借重藏传佛教安疆固土的旨意如愿实现,但其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却未见增加。后来武宗阁臣梁诸论及个中原因时说道:“西番之教(喇嘛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永乐、宣德)虽曾遣使,盖因天下初定,籍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佛也”。⒀这大略是对成祖借重藏传佛教根本目标的最好诠释。

  “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这批堪称国之瑰宝的金铜佛像首次面世,学界业界方家始则为之一惊,继则趋之若鹜,前往观瞻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大德高僧数以千计。从2007年起,季羡林、饶宗颐、冯其庸、王尧、谈锡永、步连生、孙国璋、金维诺等国学界、藏学界和佛教造像界的耄宿,对这批宝贵文物的考据和研究给予密切关注与具体引导,著名藏学家、佛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教养,有名佛教造像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王家鹏研究员,更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神,联手国内外资深学者,辨别对这批藏品进行了文献验证和实物鉴定。青铜器文物鉴定专家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研究员,以及专程来华的美国洛杉矶郡破博物馆科学家皮特•梅尔斯博士,还分别用古代精致仪器分析了这批藏品的化学成份和成像年代。在这之前,故宫博物院罗文华副研究员捷足先登,于2004年年底,先后在成都、兰州和银川等地对这批文物中的数百件金铜佛像进行跟踪研究拍照,并对其中的上百尊写出了言之凿凿的鉴定论断。

  (11)《北京社会科学》(2007.3)里功:“论永乐帝时期宗教对明朝统治的作用”。

  (16)《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

  (12) 《北京社会科学》(2007.3)里功:“论永乐帝时代宗教对明朝统治的作用”。

  解读之一:永乐造像风格,贵在汉藏交融

  众封多建。永乐年间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其余僧官受封者成千上万。⑸明政府还制订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分想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级别。为了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绝对统治权威,朝廷规定,法王以下各级僧官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议。凡袭封受赐者,必须“敕书勘合”。恳求三教首脑“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抚安一方”。⑹

  明成祖朱棣是否诚信藏传佛教,《明史•西域传》谨以“兼崇其教”(指藏传佛教)一笔带过。治史诸家虽各有断,但因史料见绌,迄今尚无定论。不过出于政治目标,成祖以推许藏传佛教为名,主意笼络藏僧上层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金铜佛像作为回赐入贡藏僧首领的可贵礼品,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造像元素精心整合,使之成为汉藏佛教信众都能认同的造像艺术,也就难能可贵了。今天,咱们虽然没有翔实的史料摸索形成这一艺术风格的详细过程,但成祖主导下的宗教理念和价值取向,无疑是永乐造像风格的根本依据。这是朱棣对佛教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可贵奉献。

  成祖以崇佛误导臣民,在于发挥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让人信赖善恶报应,而不是让人削发出家。相反,对擅自披剃者往往严格表扬。永乐五年(1407)正月,成祖获悉江南军民子弟暗里披剃为僧者1800余人,盛怒之下悉数发配辽东、甘肃戍边。此举足以证明,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教,都是帝王进行思维统治的工具,而永乐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也只是成祖政治舞台上的一种“道具”。然而这种作为“道具”的永乐造像,不仅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积极的政治作用,即使今天乃至将来,她本身所具备的精神内核和艺术价值也无可调换,因为她是我们民族和谐的历史见证,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衣钵。

  白驹过隙,韶华易逝。固然十个年纪从前了,但深受明清佛教造像艺术震憾的那个场景,却依然珠烁晶莹,鲜如当初。

  解读之五:多元文化交融,实现民族振兴

  永乐年间的明朝,被史家誉为“疆域迈汉唐,国名播西洋”⒇的泱泱大国;明成祖则被明史誉为“威德遐被、四方宾服”(21)的一代明君。剖析这两个方面的成就,藏区僧俗大众的支持和配合功不可没。由此可见,在多个民族、宗教并存的统一的国家里,审时度势地制定并履行准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协调的至关重要。这就是 永乐金铜佛像所含历史信息给予我们的基本启发。

  明朝自洪武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蒙古贵族的侵扰,几乎与明朝相始终。仅太祖在位的31年中,对蒙古的征伐即达20年之久。永乐迁都(1420)当前,成祖六次御驾亲征,五次鞭指蒙古。虽然蒙藏之间有着长达100多年的政治、宗教、军事和经济接洽,可谓百年世交,但在明军伐蒙的屡次交战中,藏区政教首领始终未见出兵援蒙。事实表明,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办法是正确的,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与领导,堪称审时度势,抑扬适当。这样既保证了藏区的稳定和发展,又保障了西北、西南方向大片疆域的完整和强固。

  解读之二:借重藏传佛教,旨在安疆固土

  (14)《中国通史》第九卷,第1057页,王毓铨主编。上海国民出版社,1999

  (9)《西藏发展史》,郑汕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3)《中国通史》第九卷,第379页,王毓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在千姿百态的佛像中,佛祖诸像面庞方正,长耳垂肩,情态肃穆,似在观照众生的福祉。菩萨造像或立或坐,面容慈悲,身姿优雅,似在倾听信众的诉求。护法神像威猛英武,手执法器,目极大千,似在守护天国的净土。伎乐身态婀娜多姿,各俱丰采,让人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绚丽盛景。这些造像艺术中的东方瑰宝,以其古雅幽深的沉静和纤尘不染的赫然,传染人的心灵,慰籍人的感情,使我们行观瞻者久久驻足,流连忘返。

  文化认同是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前置条件。文化的力气深深熔铸在民族的性命力、发现力和凝聚力之中。因此,进步全部国民的文化自发、自信与自强,应当成为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义务。

  那一天,当我忠诚地走进李巍金铜佛像展厅时,便有了置身旷世古刹的觉得。眼前藏香缭绕、佛光辉映,耳际梵呗飘渺、似远犹近。端祥数以百计的各类佛像,镌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款的金铜佛像,风格汉藏交融,外观雍容华贵,给人以不可名状的视觉冲击与绵想冥思。

  厚赏羁縻。明廷划定,凡三教受封为“国师”以上的僧俗官员,都有资格派代表进京朝贡,贡品自定。对入朝进贡的藏族官员,明政府给予优厚回赐,赐品价值往往数倍于贡品。因为各类佛像特殊是金铜佛像乃佛门法身且价值昂贵,入贡者极为器重,夙夜欲得,朝廷亦作为极品礼物予以赏赐。明政府允许朝贡人员交往经商,有些受赐物品还在沿途出售。由于朝贡名利两收,藏区领袖竞相前往,代代相效,随行职员也日渐增多,甚至后来朝贡使团踵迹于途,川流不息,由最初的多少十人发展到后来的数千人。鉴于入贡人数激增,明中期当前“虽屡申束缚,而来者日增”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⑺

  建置行政。元朝末年,随着萨迦派的没落,藏区教派纷争迭起,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抵触加剧,刀戈相加时有所见。这些乱象促使明朝对西藏的管理系统进行改革变通。从洪武时代起,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完美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把西藏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委任不同级别的官员,根据明朝轨制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嫡”,⑻不干预宗教事务;册封的五王为宗教首领,直接附属于中央,各王之间互不相辖。⑼这些政策的实行,加强了藏区政教首级对中央政府的依靠关系,造成了藏族喇嘛和地方权势的权力制衡,使教派、部族彼此牵制,平衡发展,保证了藏区的社会稳定与政令贯彻。

  (7)《中国通史》第九卷,第381页,王毓铨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永乐造像的审美价值,不仅体当初巧不可阶的工艺水平上,更体当初汉藏交融的造型特点上。这种亦藏亦汉的殊特造型,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赫然印记,蕴含着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和谐的原始信息。是汉藏交融历史本真的艺术表现,展现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血脉共通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为我们研究西藏的发展史和明代的治藏史供给了弥足宝贵的金铜见证与确切无疑的人文标识。

  洪武、永乐时期,因连年讨伐,军需频繁,民力凋弊,甚至“中原草莽,人民稀少”,⒅朝廷财力因之窘迫。在明政府恢复生产的努力中,西藏及邻近藏区虽无力声援内地,但内部社会牢固,对外不抵牾,使明政府可能集中精力繁荣经济、化解抵触,同样为安藏治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政府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内地与藏区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除了绵延一直的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的茶马互市商业更加活跃,“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永乐八年(1410),只陕西河州卫一地,就以茶叶换得各番族役马2714匹。⒆永乐年间开明的雅川(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驿站,成为西藏与内地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经济互补的重要通道。

  扶植新派。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起初虽影响不大,但内部戒律严肃,且首创人宗喀巴熟悉佛教重要经典,善于从事宗教社会活动,又与明廷建立了亲密关系,格鲁派在藏区的声誉一劳永逸。永乐十二年(1414)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明廷即封授他为“大慈法王”。⑽黄教势力后来日未来益扩大,是同明廷的有力支撑分不开的。褒奖格鲁派的措施,为西藏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其余教派整饬寺院、严格戒律、约束僧人发生了踊跃的影响。

  朱棣在位22年,始终以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核心。然而,元朝覆没的教训和白莲教起义的成果让成祖看到,佛教所领有的社会张力和潜在的政治能量是不容低估的,放纵或禁绝都会造成重大后果,甚至动摇王朝的政权基础。依据这个判断,朱棣即位后,以正统儒学为主,以释道兼而辅之,实行儒释道三者结合的治国理念。在成祖看来,愚民的最好措施,是让百姓拜佛问道,用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理念安身立命。为了给臣民造成天子崇佛的印象,成祖还对洪武时期的佛教政策作了调解,把应用、控制兼施,着重加强控制改为适度操纵,重在利用,并且颇见功能。

  解读之四:安邦治国之举,成在审时度势

  近多少年来,加入研究这批文物的专家学者苦心孤诣,通幽洞微,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对佐证并拓展汉藏文化交融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弥足珍贵的事实意思和历史意思。同时也从一些侧面对蕴含其中的丰盛历史信息作出了耐人咀嚼的解读。

  我以为这样做,才是对习近平主席对于“让历史谈话,让文物谈话”请求的理解和贯彻。

  解读之三:误导臣民崇佛,意在牢固皇权

  因循太祖崇佛传承。明太祖朱元璋是落发为僧、造反称王的开国皇帝,17岁于濠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25岁投入白莲教起义军。这些所谓的非统经历虽为称帝后的朱元璋深忌,但他的8年僧龄及目睹元朝崇尚放纵喇嘛所产生的诸多流弊,使其对佛教底细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知。为了防备佛教惑众滋事甚至造反起义,朱元璋对寺院人数、僧尼年事、度牒年次及给牒考试都有严格规定。但因其诞生奇妙、善待高僧、论经讲道、敕封喇嘛的表象,仍被《明史》列为“颇好释氏教”的皇帝。⒁朱棣以藩王夺统,名份不正,底气不足,国人多有所诟。在这种情况下,信守父为子纲的古训,沿袭太祖的传承,显然为其崇佛找到了祖脉。

  修寺建庙。永乐时期,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多达十座以上,在京番僧均由朝廷供养,寺庙修理亦由朝廷包袱。不仅如斯,朝廷还抽支重金,在藏区建造寺院。青海西宁瞿昙寺创建人三罗喇嘛因有功于明,成祖多次派出钦差监视扩建该寺,并于永乐十年(1412)封瞿昙寺班丹藏卜喇嘛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封素南坚参喇嘛为“灌顶广智弘善国师”。敕封的两位国师,由其后传弟子世代继承。⑾瞿昙寺不负皇恩,在明朝管理青海期间施展了重要作用。